父母的结合，外公起了重要作用。外公文化不多，但对读书人却很尊重，父亲一贫如洗，又是被批斗身份。仅凭一个“大学生”招牌，却得到外公认可，极力促成了父母成婚。
逃难在外，孤苦无助，不但生存，而且成家。对于当时的父亲来讲，只能说是福气。父亲曾经多次讲到外公的庇护，发自内心的感激，一直对外公外婆敬爱有加。
外公自己没有文化，一天学也没上过，几代都是地主家雇农，在最讲阶级成份的年代，这样的出身根正苗红，革命性最彻底，最值得信任，解放不久就是党的基层干部。
记得母亲曾经讲过，上级曾经想要他当公社书记，他说自己大字不识一筐，坚决没去。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资历，当然能给父亲提供一定的庇护，而父亲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庇护。
父母结婚时，外公在父亲下放的青树大队供销社当书记，印象中大概是在我五六岁时，才调到公社食堂当书记，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了退休。
外公就是在供销社当书记时，认识了父亲。唯一的大学生，长得又高高大大，刚刚被生产队接收，就轰动一时，山时里读过书的人都很少，更别说是大学生。
一段时间，山民们都称呼父亲“大学生”，提到父亲的名字，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但一提到“大学生”，人人都认识。当时插队的女知青，不少特别愿意接近父亲，由于需要庇护，父亲最终选择与母亲在一起。
父母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新事新办，没有宴请没有酒席，举着伟人语录就结婚了。所有家当仅有一床棉被和一箱书，都是父亲从学校带回来的，那厢书一直像宝贝一样跟随父亲。
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业期间，钻上阁楼认真翻看过这些书，都是大学教材，有些是铅字，有些是印刻，书面整洁保存完好，里面包含父亲割舍不下的校园回忆。
计划经济时代，商品都是凭票供应，随着我们姊妹四个出生，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指标不够用，外公一家节衣缩食，省下许多粮票、肉票、布票，全部给了父母。
有了外公一家的极力帮助，我们姊妹四个，从来没有缺少过衣服穿，从来没有挨过饿。不像父亲那样，直到岁还光着身子，也不像父亲那样，从小吃稀饭“糠饼”长大。
记忆中从来都是白米饭，而且经常有些肉吃，而我还有挑食的毛病，见不得一点肥肉，有一点下肚都会吐，在那个普遍缺衣少穿的年代，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只能说父母太勤劳，太会过日子，把我们养得白白胖胖，在我生那场怪病之前，通常情况下，我要比同龄人高出一截，有“胖司令”美誉在外，要论打架，大我一二岁的小孩都干不过我，所以成当然的孩子王。
外公看重读书，几个小孩却不是读书的料，两个舅舅初中毕业，两个姨可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大舅初中毕业在本村当了几年代课老师，八十年代中后期，又当了几年村支书，后来到乡里的水电站工作。
小舅初中毕业之后，学了几年木工，期间还经常做些小生意，比如贩卖冰棍。现在还记得小舅贩卖冰棍的情景，骑着个自行车，载着个木头箱子，在农村走乡入户叫卖。
盛夏季节，冰棍容易融化，木箱子里面要用厚厚的棉絮隔离高温。每当箱盖子揭开，一阵清凉的雾气就会升了起来，还没吃着冰棍就已经感受到了清凉。
冰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独有的“清凉”记忆，每到夏天，农村经常会有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个木箱子叫卖。那时的冰棍是真正的冰棍，一层薄纸包裹，一根木棍穿着一个冰块，就是冰棍了，一头包裹了绿豆的五分钱，什么都没有的二分或者三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