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不减赋，跟俺有何关系？”魏进忠又说了一遍。
刘时敏垂下头，没做回答，只看着手里的信。一旁刘应坤也帮了一句腔，“是啊，干爹为啥要听他的？干爹只需为皇上一人服务，根本不必考虑其他人的想法。而皇上贵为天子，即是天道，又何论民心？”
“唉，呵呵，”刘时敏听到这，终于没有继续沉默，“师弟，徐上海来信，可并不都是说这些。”
“他信上还说了什么？”
“诚如应坤所言，皇上为天子，本可不论民心。但历史上有许多贤明帝王，依然选择听取民意，或说爱民如子，这被史家、后世之人称赞为一种美德，并记录于史册。千百年来，自秦皇灭六国一统华夏，听取民意、爱民，便是天下君主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
“于法理上，民意并不能左右庙算决策，而真正能走出庙堂的决策，都是在庙堂之上的各方，协商妥协之后，以旨意的方式来号令天下，或者干脆就是皇上的意志。但是，真正执旨意而行，能推广到县乡一级之人，却非朝廷钦定的官僚，而是以乡绅豪右为主的民。他们同样是民，但此民非彼民，他们自诩为民意的代表……”
“换句话说，朝廷旨意的贯彻，本质还是靠基层自治体系，非官僚体系。官府人力有限，在管不到的地方，民众只能靠自己，即便身处庙堂之人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要维系基层运转正常，让国家赋税能及时上缴，还得靠民意代表。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话又说回来，江南赋重，而减赋的呼声一直都有，它即是百姓的民意，也是乡绅豪右等民的民意，因这关切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如王鏊，为何直到晚年，仍积极为减赋而奔走呼吁？他本身也代表了莫厘王氏这个家族。再如前阵儿，苏州本地多个士族联名上疏皇上，请减江南赋税，这些士族本身也是当地的著姓望族，减赋同样是他们利益所在。而真正能推动民意，让朝廷重视的，也是他们……”
“相比均田均役的改革，其呼声同样由来已久，从宣德年的官田减科就开始。自宣德到嘉靖的百余年，官田制度已经有了重大改变，比如平米法，核心就是官田、民田皆画一加耗，不论大户还是平民，都需支付用来运输的耗米。实行平米法之后，尽管苏州能振弊起衰，毕竟改革的目的，都只是尽力维护朝廷在江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