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儿，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的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这一认真，就有点儿过了。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儿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