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儿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