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却不断地拉帮结伙，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同知，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
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远来投奔，得此高官，十分得意，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
三杨可以应付过去，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王振没有办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
只能等她老人家自然死亡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正统七年（1442）十月，历经四朝的张太后离开了人间，王振夺权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此消散。
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经去世，而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已年老多病，回天无术了。
王振的机会来了。
他从此大权独揽，广结同党，不但控制了锦衣卫，还收了很多属下，其中不乏饱学之辈，圣人门徒，而要论最无耻的一个，莫过于工部侍郎王祐。
这位王祐先生曾经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们都留有胡须，而王振没有胡须（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当他见到王祐时，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有留胡须，便问他原因。
王祐先生是这样回答他的：（以下内容可能引发呕吐，请先作好思想准备）“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在我看来，王祐先生真正达到了无耻无界限的境界，无耻到祖坟上都冒青烟。
正是有了这些无耻之徒的帮助，王振在朝廷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排除异己，利用杨士奇儿子杀人的事件，攻击他教子无方，最终打垮了这位四朝老臣，之后他又陆续诬陷户部尚书刘中、祭酒李时勉等不服从他的大臣，并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此时的王振，内得皇帝信任，外有打手帮忙，独掌大权，鱼肉百官，可谓风光无限，成为了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
大权在手的王振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
五十年前，朱元璋先生为了防止今天王振现象的出现，特地在宫门口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上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可是正所谓人走碑凉，谁写的，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执行，到了王振当权，这块碑文就被当成了贴在墙上没人管的奖状，再也无一人理睬。
大家不理，王振却不一样，他总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刺眼，于是便命人移走这座碑。
如果老朱还在，他一定会把王振这小子抓起来，剐上三千刀再让他死，可时代不同了，也实在不行了。
大家第二天上朝，看见开国皇帝的手迹突然没有了，却都保持了集体沉默，他们都知道是谁干的，到最后却成了打死我也不说，打死我也不管。
朝政如此，多言何用！
但就在王振气焰滔天之时，也有一个人就不买他的账，而这个人也实在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吃了点亏，但王振终究还是不能把他怎么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正统六年（1441），当时太皇太后已经病危，无法再训斥王振，三杨也无能为力，王振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政大权，所有外地巡抚官员回京都要照例孝敬王振一些金银财宝，多少倒无所谓，但总得意思一下，表示对这位死太监的尊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人从山西巡抚回来，别说金银，连陈醋都没带回来一瓶。王振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当即把这个人关了起来。
王振是一个做事偏激的人，对于这种明摆着不给面子的人，他是不会留情的，他本已准备编织罪名，把这个人干掉。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人似乎很有背景。
不但地方上的官僚、老百姓帮他说话，连朝中重臣杨士奇等人也为他求情，甚至某些藩王也出面了，要王振不要把事情做绝，否则就要他好看（藩王可是不好对付的）。
一贯整人到底的王振终于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权位不高，却很不简单，是不能“人道毁灭”的，于是他一反常态，放了这个人（不放也不行）。
此人也确实厉害，他被整得很惨，却一句软话也没有说过，一直痛骂王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坚持和他对抗到底。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势。
这位硬骨头有背景的仁兄就是于谦。
可惜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
抱负
掌握朝政，统领群臣虽然威风，但这并不是王振的最终目的，事实上，王振并不只是一个贪财贪权的人，他也有自己的追求抱负。
王振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像自己的这位偶像一样，横扫千军，锐不可当。他的这位偶像就是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
虽然自己以前只是个文人（现在是太监），但却十分向往率军出征的威风凛凛，而先辈郑和的丰功伟业也不断鼓励着他。
太监就不能横刀立马吗？立给你们看看！
这下问题严重了。
一个人如果饥饿就会去找东西吃，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求。
如果他已经吃饱了呢？那么他就会四处闲逛，找点事情干，反正闲着也闲着。
如果一个吃饱的人又找不到什么好事干，他可能就会去干坏事，实现自我价值。
王振大概就属于后两种情况。
他已经大权在握，家财万贯，权和钱都有了，这位死太监也有了新的人生追求——建功立业，名留青史。
应该说，有这样的志向是好的，但问题关键在于这位有志太监本身的素质如何。
就如同一个贪官污吏，平日只是贪污受贿，这样的恶行固然让人愤慨，但这并不是他们作恶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