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番求学经历，可能使他对读书的作用产生了一些怀疑，或者不确定，常听他讲，“谁知道以后政策会怎么样？”
所以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并不紧，印象中他督促过我们劳动，在惹祸生事时教训过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督促过我们学习，也没有因为学习成绩责骂过我们。
这种现象一直到我读中学时，才开始改变。读书还是有用的，那时他得到政策关怀，成为了正式教师。他开始看重我们的学习成绩，而我正是因为有了他的督促，初中时期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母亲唯父亲马首是瞻，也从来没有督促过我们学习。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小学时期，我的学习成绩平平，只是资质还好，不至于下游。
我就读的小学叫枫垅小学，设在大队部所在的石巷队，村庄后面的山坡上，开辟出一块空地，建了一排平房，大约有七八间教室，每个教室前面树着一根木头柱子，支起一条走廊。
黑板是用泥浆糊的，用石灰抹平，涂上黑漆。课桌是当地木匠打制，还算讲究，有开口的屉子，可以用来放书包，凳子是长条的，一张课桌坐两人。
学生不是很多，一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二三十人的样子，五年学制，课程设置齐全，除语文、数学，还有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老师不多，好像只有五六个，每人带一个年级，都是班主任，没有正式分配来的，全是大队聘请的代课老师。有的初中毕业，有的甚至只是小学毕业。
只有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担任小学校长。除父亲外，后来还有两人转为了正式教师，一个是冶城共大分校的毕业生，应该比我母亲早几年毕业；一个是初中毕业生，后来转为民办教师，再后来转为正式教师。
小学期间，看谁家条件如何，从他的书包就能大致看出，条件好的，书包是黄色的挎包，与现在的军用挎包基本一致。条件差的，自家用粗布缝制成一个布袋，就是书包了。
能用挎包的，还是非常少的，大多数学生用的是布袋，女孩常用花布，男孩常用白色或者靛青色布料。记忆之中，我们姊妹用的是挎包，邻居大姐的孩子们，用得就是布袋。
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五岁入学，完全当作了玩耍，一年级两年，二年级两年。成绩应该是不错的，自从九岁进入三年级之后，就再没有留过级了，而且顺利考入了初中。
不是每个农村的孩子，都可以上学，那时候的老师，也会家访，不过家访的内容，常常是动员家长让孩子上学，交通不便，道路泥泞，都是走路去的，非常敬业非常辛苦。
那时候上学要交学费，农村家庭生活不宽裕，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有时读到中途，也会让孩子辍学。
等到做通思想工作，往往已经耽误了正常的上学年龄，因此年龄参差不齐，有些入学时已经十几岁，常有毕业时已经十七八岁的。
能够读初中的就更少，我有两位小学女同学，学习成绩都不错，其中一个还一直是班里第一名，尽管都考上了初中，但是家里都没让她们去。
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都收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什么时间在班里聚会，最后是“切记切记”的两个重复语，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纸条就是这两个女同学写的，或许她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在毕业之时，想留下点美好回忆。
年纪太小，又都是农村孩子，根本没想到过要聚会，老师从来没有组织过，可能历届毕业生都没有过这样的举动，都是一毕业就回家的回家，继续上学的继续上学。
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她们那么小的年纪，是怎么想到的，又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因为小学期间，男女同学是从来不交往不说话的，否则会被其他同学取笑，可见两人之聪慧。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离别的伤感，同学情谊的珍贵，后来我去还是没去，去了之后又做了些什么，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估计是没去，玩心太重，短暂的惊奇之后，应该被忽略或者忘记了。
父亲在学校有非常高的威信，虽然从没看到他打骂体罚，但是每个学生都怕他，看到他就远远躲开，谁家小孩不听话，一句“告诉你们宋老师”，比什么都灵。
几位老师都非常敬业，学校教学成绩一直很好，连续好几年，升学率都是100，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它农村学校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学生考不上初中，只能回家种地。
记得小学时，学校对课外活动相当重视，教室前面平整出了一块操场，因为是黄土地上平整出来的，一到雨天一片泥泞，无法进行户外活动。
操场可以容纳全校师生做课间操，那时做得还是第七套广播体操，八个动作八个节拍，熟悉的韵律伴随了七年。操场上竖起一个简陋的蓝球架，用木料树起了一个杆子，上面安了个蓝框，框只有一个，蓝球也只有一个。
天气好，学生们在操场上玩蓝球、玩攻城，跳绳、踢键子、打板等。攻城是在地上画个四方的城，分成两派进行对攻。打板是用废纸折成四方的“板”，放在地上，打得翻过来就算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