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神境修士叶知秋见此也跟着伸手，感受着商君强有力的大手传来的握劲，随即默契地开始各行其事。
商鞅先是将自己的化身，律法神兽獬豸显化出来，右手按在祂的独角上，旋即就有一道灵光闪现，迅速蔓延至全身。
这头神兽是公正、勇猛的象征，在灵光中变成沙砾垮塌，叶知秋好奇地瞥了一眼，却发现那些沙砾的真面目，却是一个个细小的文字，仿佛一汪清泉被商君双手掬起一捧，迅速地开始编织成法律条文，还有各具奇能的法家律令。
叶知秋以自己两世为人的经历，还有各种神秘学知识积累沉淀的阅历，依稀看出商鞅的所作所为的本质。
“这就是法家统一切法的‘法域’，果然有点门道。以我的看法，却是有点像迷锁，或者更高层次的，永久固化的领域！嗯……法律领域？法域！有点意思了。”
商鞅不为所动地着手编织法网，信手捏来用的却是大汉法律，以《九章律》为主，丝毫没有引入秦律的打算。
尽管汉律的制定，在秦律的基础上扩充、增补、删减，不过大汉帝国却在建立统治的初期，反思并批判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主张，在制定汉律时确立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的指导思想。
叶知秋从神符师杨度处获得全套大汉律法，不想将法网编织全部托付别人之手，也跟着加入进去。
商鞅没有丝毫迟疑，两人互相配合，实际上进度大大加快，几至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于京城洛阳的偌大朝廷和汉室都被西凉军整体搬走，有关朝仪方面的专律《傍章律》，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律《越宫律》，有关朝贺制度的专门法律《朝律》，叶知秋一个字都没有编进法网里。
反倒是韩信制定的“军法”，两汉历代众多功勋武将不断增益添加、删减改良，与过去平和的时代极为契合，却不符合如今道法显圣，龙气法禁彻底崩塌的时代。
叶知秋在《大汉军法》中增添道将一职，将晋升阶梯与品阶挂钩，以军功、战果、战略胜负等多方面考校，使“道将”能在法网编织所成的法域中，不仅获得完整的“施法权”，还能动用法家的律令，如“画地为牢”、“绳之以法”等言出法随的能力。
商君对此也不见外，他生前是大秦的军政一把手，将一个国力孱弱的边陲小国，通过变法引导成为国力强盛，压服六国的地步，器量自然是恢宏非凡。
《军法》与《国法》份属两个不同系统，有说“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国和治军必须使用不同的法令制度，否则会产生有害的社会效果。
军队自第一王朝大夏开始，一直都是政权创建和维护统治的强有力工具，担负着镇压反叛、抵御外侵的艰巨任务。军事行动的成败往往关系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军事领域的犯罪会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并破坏统治基础的稳定，所以受到朝廷的特殊重视，专门制定了军法来预防、惩治军事方面的各种犯罪和渎职行为。大汉的军法存形式上，大致可以分为日常行用的成文法，以及临时颁行的约束两类。
从历史渊源来看，三代至春秋前期，军法通常是战时临时设置，往往是在开战前夕才对将士公布，多是口头宣誓的形式。
《尚书》所载之《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等，即为其实例，待到战争结束后其法律效力一般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叶知秋编织的军法，必须当着道兵的面宣读才能生效。日后范围再扩大一点，毕竟为了维持统治秩序，洛阳城的守备部队迟早要重建恢复编制，到那时叶知秋的新军法受众再次扩增，法域的能力只会更强。
这种少见的盛事，只有梵教在草原上建立庙宇，庙祝为泥胎木塑的梵神雕像开光时，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不过招揽的不是将士，而是兽人中的凡夫俗子，无知的愚民愚妇。
城中潜伏的修士、道人，长久不见叶知秋有所行动，都以为他只是针对赤眉军的后人，所谓的散修联盟，也就没有把十二都天鬼神大阵放在心上。
只有极个别聪明人看出叶知秋的举动有异，准备伺机偷偷溜出洛阳城，可惜大阵与京城已然融合，除非有人跳出五行外，否则以他们的遁法根本闯不出去。
当叶知秋与商君联手编织法网成形，郑重其事地将传国玉玺放在法域核心，网格状的光芒从无到有出现，并以眼睛可见的速度急剧膨胀，与笼罩京城洛阳的十二都天鬼神大阵彻底融合，再也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