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上来看，上海是首都南京的屏障，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区，是民国各派政治力量汇集之地，是社会力量汇集之地，把日军赶下海、守住上海是民众所望。同时，上海汇集着世界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利益，上海的得失，牵动着列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当然也是我们争取外援的重要窗口与通道。
从经济上来说，上海是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也是南京政府最重要的财政和税收的来源地。打仗是烧钱的事，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这仗怎么打下去。
想到这些，张治中心情沉重起来，深感肩上责任之重。他闭目冥思，梳理着淞沪战事前后的一切，期望找到突破口。
民国二十六年初，张治中将军赴青岛治病，“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他拒绝了医生的劝告，径直返回南京，接受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任命，担任京沪警备司令，司令部仍在苏州。他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以战术上“先发制人”为指导方针，与参谋本部拟制的国防作战计划基本相同。他决心在发生战争时“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争取“一举破敌”。为贯彻其指导方针、确保战场主动权，张治中于7月30日密电国民政府，要求自行掌握发动进攻的时机、掌握临机决断的授权：“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即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还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弱，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电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国民政府认为先发制人原则与国防作战计划有关华东方面作战的方针相同，完全正确；但上海作战对中日战争全局关系巨大，发动的时机不能由战场指挥官掌握，所以回电说：“卅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这封回电无疑制约了淞沪战区临机决断的权力，限制了应有战前准备，甚至是丧失了作战的先机。
想到作战的先机，张治中将军突然想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刘劲持和他的一次对话。第一次见面是在苏州留园，这个参谋随着他的司令杨虎前来请示任务。
第二天早晨，这个刘劲持赶早又到真如镇第九集团军司令部指挥部，竟然见缝插针地建议：“今天是八月十二日，过去是一二八沪战，我们挨了打，吃了亏，今天要狠狠地回敬它一下。扫荡计划规定夜间袭击，今晚就可全力进攻，旗开得胜，首建奇功。”
张治中双眉微蹙地说道：“委员长指示，等敌人动手打我们才能回击，否则国际舆论对我不利。”
刘劲持参谋根本没有在意张治中上将蹙起的双眉，抢着话语道：“那很容易，部队进攻部署好后，到晚上派便衣去打响几枪，一面进攻，一面向上报告敌已进攻就成。”
张治中一脸正色地回应：“不能这样欺骗领袖！”
原计划晚上的进攻，司令部的人都没有想到12日晚上收到了“停止进攻”的密电。张治中何尝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参谋所说的先机是何等的宝贵，但是一个高级将领是无论如何都要维护领袖权威，都要服从南京政府的大局，更何况是命令！
他思忖着五年前，带领第五军参与“一二八”淞沪会战，给敌以沉重打击。在对日作战上，自己一直是主战派，一贯主张先发制人，乘敌不备占领整个上海滩头阵地，占领主动，扼守上海，拒敌于海上。想到这里，张治中心中也是一阵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