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福州、潮州、合州、昌州和富顺监等地，多山少田，石头缝里种庄稼，田亩量算太困难。
郓州所处的京东西路和京东东路一样，因为治内情况复杂，各县的户等划分标准都不统一，有的地区用家业钱，有的地区用顷亩划分乡村主户户等，如寿张县便是以家业钱划分户等。
通过上面的描述，可知大宋划分乡村五等主户的各种财产标准，其实都是以土地为基准的，唯有家业钱还须兼估浮财。
但在实际操作中，主、客户的差别，并不完全依据土地的有无。
由于用家业钱分户等，要估算浮财，一些地方官吏为了政绩和刮地皮的需要，还好会把一些没有土地，而又稍有浮财的佃农，也列入乡村主户的户籍。
大宋的主户又称“税户”，本该是“有常产之人”，可在事实上，却又存在着“无产税户”和“产去税存”的情况。
一些下户因各种原因丧失土地后，由于地主与官吏通同作弊，在五等丁产簿中还登记着他们的田产，不予销除，结果还是依旧缴纳赋税，成了名为主户实为“受人之土，庸而耕者”的客户，这便是徐泽所说的“托名诡寄”。
还有第五等有产税户虽名为有产，但所纳不过尺寸分厘、升合抄勺，虽有若无，不能自给。
而如梁山亡户，即便没田没家业，但有船有网，能捕鱼创收，也必须要交渔税。
还有一些佃农，虽然没有耕地，但尚有一些墓地、房基地之类等非耕地，也同样列入主户的户籍。
四、五等户和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之间，便如康家庄下户康狸和梁山水泊亡户作比较，彼此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很分明的界限。
目前构成同舟社的社会阶层毕竟还是相对单一，所以，徐泽花费心思调查出的结论其实还很不全面，很多“资深地主”才能彻底掌握诸多的赋役转嫁的专业技巧根本就是闻所未闻。
比如一些地主为逃避赋役，把自家一户分为数户，降低了户等，这就叫“诡名子户”，由于变相隐瞒了财产，就可以不交或少交赋税。
还有一些地主“假佃户之名”，把土地投献给官户，成了名义上官户的佃户，这就叫“诡名挟佃”，官吏只有把诡名户的负担加给其他户，而这些上户有力之家依约分租课，券契自收，托官户后，照旧经营经营自己的土地，并未真正失去土地所有权，耕种土地的也还是原来的佃户。
当然，徐泽目前还不懂其中的弯弯绕绕，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巧要等到日后清理康家庄和张岭二村户籍田亩中，郑成详加解释后才知道。
而大宋官府摊派乡民的各种赋役，又大体有四种方式:
第一，按各户田地的数量和质量，例如两税;
第二，按各户的人丁，例如丁税;
第三，按各户的户等，例如差役;
第四，按各户的家业钱或税钱等数额。
即是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例如役钱与和买。
这几种方式经常交错重叠，例如两税虽为土地税，而其支移和折变却往往依据各户的户等高下，而有输送远近之别，折价贵贱之别。
役钱是神宗朝王安石实行免役法时新增的赋税，最初的规定是役钱由一、二、三等户分等缴纳，而四、五等下户不纳役钱，但很快“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变成了不管户等家境，管你有钱没钱，是人就得交钱。
户籍和各种赋役的划分就已经如此复杂，再联系到大宋不限土地兼并，一田十年易八主，想绕过掌握历年版薄的官府，自己理清治下村户的户等和税额，即便是积年老吏，也很难做到。
最底层的下户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家产和所耕种土地情况吧？其实不然。
比如康狸一家，原以为自己耕种的田地是宗族的族田，却不知早在几年前就成了康善才的私田，等康善才一户死绝，康狸才搞清这其中的道道。
随后，县衙郑押司又说根据大宋刑统，户绝田必须全部收归官有，仍可以租给他家耕种，但租子要直接交给官府。
没见识的康狸便真的信了，当然，他也不敢不信，不信就别想租种“官田”。
这还是康家庄这等远离城市，经常遭受水浸危害，少人问津的一般田地，真要是开封、江南等官户、大户众多又肥沃的膏腴之地，牵涉的利益更多，土地的归属和划分还要更加复杂。
大宋的田亩和税收到此时早已是一笔乱麻账，真正能搞清楚中间内幕的，理清各方利害关系的，也只有郑成、宋江这类“奸滑胥吏”。
由此可知，不管是谁来担任知县，只要想顺利收上税都少不了郑成这类掌管民赋簿籍的押司，这才是其能在县衙“说上话”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