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采用新的财政政策，赵昺并不意外，因为这几项措施皆是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意，实施国家专卖用以获得稳定的税源，许多朝代，甚至现代依然在采用。而提高专卖税额很多士气也都曾采用过，用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
但是采用大规模提高专卖水的过激的财政政策时，往往都是这个国家遭到了极大的国家困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标志这个朝廷已经走向了末路。而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因为专卖之物皆是关系到民生，是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提高税额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极易引发民间的反对，导致国家震荡。
而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开辟新的税源。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钱，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则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而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汉武帝则是开启了恶劣手段的先河，他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
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等于透支了国家几十年的收入，后果不言自明。对于国家而言，经济活动乏力，财源枯竭，发展陷入停滞，只能出台更加激烈的政策来收敛钱财，结果就是天怒人怨，而若是内乱之下再有外患，则只有灭亡一途。
‘算缗令’称得上是自取灭亡之道。因而赵昺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众官的窃窃私语，他并没有出言制止，而是任他们议论，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些什么，意识到决胜并非只有战场。还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削弱敌方的实力，使敌方财政崩溃，内乱不止，那时再兴兵北伐，效果便是事半功倍。
赵昺却是从中看到的更远，蒙元在汉地恢复宗王出镇的制度，在他看来更是作死。过去蒙元初时在汉地也是实施宗王出镇制度，统管行政和军事事务，但那是战时处于便于作战，却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所以忽必烈在平定江南后很快就将行政权收归行省，军权归于枢密院，出镇汉地的宗王只有监察地方的权利，没有旨意不能干涉地方事务，也是出于此目的。
赵昺想真金现下恢复出镇宗王统管军政的权力，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希望能够借助宗王们的军队抵御宋军的进攻，在形势好转后再行夺权。但是他以为真金是在做梦，当下大元朝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元朝，真金也不是忽必烈。
忽必烈作为蒙元的开国皇帝，能在众多兄弟中夺得汗位，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统，无论魄力，还是智慧，公平的说要比真金强上百倍，使得蒙元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上达到了顶峰。手里有兵有钱，外可以遣军征讨四方，内可以用钱摆平草原诸多宗王。
但真金有什么？不过是被汉儒培养出来的一个书呆子，军事上没有建树，政治上没有主见。另外胆子还小，被忽必烈一句话就吓得半死，好悬小命不保。继承汗位后，接下来的也是一个烂摊子，外藩诸王不服，又有与大宋的战争。结果继位不过两年，江南、两淮皆丢了，钱袋子没了，折损兵将数十万，亲信部队基本被打残了。
在中央势衰的情况下恢复旧制，引草原诸王出镇汉地。手里没兵没钱，武力上无法弹压旧宗王及反对势力，没钱也无法笼络诸王和旧汉侯们，那就等于请进来一群狼。朝廷没有钱，只能依靠诸王自筹，那么必然会行政上失控，而军队又是宗王们的部族军，与私兵无异。结果就是朝廷政令不通，诸王各自为政，逐渐形成割据之势，朝廷被架空。
此外，真金此次调整政策，调蒙古宗王进入汉地，又选蒙古精锐入怯薛，将汉人排斥在外。如此必然侵夺过去汉侯们的利益，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满，又进一步加深蒙汉见的矛盾，导致汉人离心，对基层的控制力减弱。在苛政下，普通百姓也会生怨，两下相加，积怨之下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