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儒生陈第因为台风流落台湾一年，回到福建老家后，他写出了有史以来第一篇，详细记录台南平原土著生活的文字性资料：《东番记》。
“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这句话不用解释，大家都懂。
“漳，泉之惠民间遗之故衣，喜藏之，或见华人一着，旋复脱去，得布亦藏之。”这句什么意思呢：福建商人遗落下的旧衣服，被土人欢喜的收藏起来，只有见面的时候穿一穿，交易来的布匹也被收藏起来。
你看，土人一样有羞耻这个概念，只是贫穷的生活限制了他们裹住蛋蛋地努力而已。
自从投靠大员新来的黄种人势力后，新港社和大目降社的新附民，迎来一种和荷兰人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
首先是政策性扶持：相比其他部落，他们用同一张鹿皮能换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成衣——摩云观牌的月白色成衣。在这个基础上，新附民们又体验到另一种刚猛的政策：“发”。
发什么？草鞋，七分裤，澡票，理头票
总之，凡是能改变一个野人形象的物品和服务，统统发了两轮，同志们在迷茫和幸福中初次体验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优越性。
接下来就该体验大家庭的残酷了，老爷们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凡是继续露着蛋鸟朝天的，一次训诫，二次就被绑走扔给伐木区的监工，三个月后看你还喜欢露鸟不！
没用多久，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半行政半鼓励的推动下，新附民村落里的人，在欣喜和无助交织中，被迫接受了强加到头上的一切：他们学会了日常穿衣出门，学会了去窑区的澡堂洗澡，学会了理头。
最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出售劳动力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
新附民一开始被窑区工地上征走时，也是很不情愿的。但是没办法，既然部落已经表示臣服，那么和当初荷兰人征劳役时一样，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事情很快就变得大条起来：因为每过7天，那些去工地干活的人，在吃饱喝足之余，下班后还能给家里背一些杂货回来。
细竹筒装的盐巴，几双草鞋，一套漂亮的靛蓝衣，一只更漂亮的红釉花卉纹大碗
有很多战士看着眼红，随后也加入了工地劳工队——反正自窑区基地喷出滚滚黑烟的那一天起，新港溪北岸的强势部族再也没有跑来猎头——新附民们突然发现，千百年来困扰着部族最大的安全问题，已经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这才是真正的大杀器：还处于原始公社形态下的土著村落，就像当年被货轮上的工业品冲垮的封建王国一样，从根子上遭到了破坏。
土著的母系社会继承制，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大笔资源，没过多久，贫富迅速拉大的村落里矛盾就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