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比大西洋宽了太多。
所以，朱由栋接到孙传庭信件的时候，已经了1637年的5月了。
在反复信件数次后，他闭目沉思了一会，然后让方正化把田尔耕和黎塞留请了过来。
田尔耕自不必说，单说黎塞留，由于前些时候在印度协助大明官员开展民政时表现极佳，获得了大明文官们众口一致的称赞，所以朱由栋理所当然的给了他一大堆奖赏。当然，只是各种荣誉以及金钱的奖赏，爵位仍然是个子爵，而且是虚爵，没有封地的。
作为一个从封君封臣仍然遍地的欧洲来到大明的人，没能获得自己的封地，黎塞留觉得很遗憾。但同时，看到大明拿下了印度，自己距离回家的路又短了一些，他也非常高兴。对朱由栋交代下来的工作，干得更努力了。
最近这段时间，他主要就是协助最高法院的官员们翻译一些由陈子壮从奥斯曼带回来，古罗马的法典。以及协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一些大案要案进行审判，在审判中对传统的，习惯道德治国理念的法官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应该说，他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启十八年（1636），山东、南直隶北部的白莲教叛乱，当地武警部队轻松镇压后，除了抓捕了一些首脑外，也抓了一大批的普通教民。
按照大明以前的习惯，谋反这种事情，为首的肯定是夷三族。骨干啥的也会被斩首，其妻女的下场也会很凄惨。但是对于普通盲从者，一般都是训诫一顿就了事。
但是当黎塞留参与进这个事情后，他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爆发了剧烈的冲突。因为，他的观点是：为首的当然该吊死，但是夷三族就没有必要了——在西方，君主杀了老子，然后让儿子为自己继续效命的事情不要太多。而做儿子的为了洗刷家族的耻辱，做起事情来也会极为拼命。
如果说他认为对首领的处罚太重，那么，他也认为对普通盲从教众的处罚太轻了：都是成年人了，人家蛊惑你造反你就真的造反哪？既然你选择了造反，就要做好为此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所以对于普通教众，他的意见是：根据个人情节轻重（造反期间有没有杀人、抢劫、qj等），分别予以绞刑、斩首、徒刑以及训诫等不同的处罚。
对双方完全不同的意见，朱由栋并没有轻易的下裁判。而是让他们把各自的观点和处理依据发表到报纸上。于是在天启十八年，大明全国上下，很是掀起了一阵对现有法律体系进行全民大讨论的热潮。
在朱由栋看来，虽说西式民主在21世纪因为白左们为了选票而搞各种政治正确，生生的把民主给玩坏了。但至少在17世纪，由等价交换发展而来的权利义务对等这一条价值观，他还是很喜欢的。
所以，他不急着亲自来裁决，由着双方去闹。借此机会，不说对全民吧——他从未狂妄的认为六大报可以覆盖整个大明的所有百姓。但至少，对官员、文人、士兵和市民以及少部分农民进行一次普法宣传，这个收获就足够大了。
……
在朱由栋沉思的时候，田尔耕已经迅速的看完了孙传庭的信件，也明白了为何皇帝要紧急召见他的原因。
“皇上，臣无能，未能事先知晓西贼居然在打造如此巨舰。”
“别说那些没用的，现在的当务之急。第一，确认对方是否有这样的巨舰。第二，如果对方有，怎么把核心技术给搞出来。”
“是。臣刚才想了一会，大致的方略是，其一，通过许显纯手下的密探去验证西贼是否有这样的巨舰。其二，通过我们已经派往欧洲的密探、杀手，劫持一两位打造这艘巨舰的关键人物来大明。”
“……”抬首望了望头上的屋顶，朱由栋面无表情的道：“我们在欧洲已经打进去多少暗子了？”
“呃……”
“黎塞留先生是朕信任之人，不要有顾忌，直接讲。”
“遵旨。皇上，锦衣卫仰光间谍学校当年总共是培养了六十多名白人孩子。最终通过各种培训和忠诚测试的，只有三十二名。其中杀手有十五名。剩下的，经过我们的运作，顺利返回欧洲的，只有两名交际花，两名厨子，六名商人。这两名交际花，现在一个在里斯本，一个在波尔图。两名厨子，一个跟随西班牙的一位子爵，现在在塞维利亚这位子爵的庄园内工作。还有一位，则是就职于里斯本的一家餐馆。六名商人比起前面四位倒是相对自由一些，但他们都是小商人，若不是从我大明这里拿到一些支持，估计早就破产了。”
“嗯，听你方才这么说，这些人，都是葡萄牙人吧？”
“是的，皇上。毕竟以前我们拿下仰光对面的沙甸的时候，那里名义上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其实这个地方是葡萄牙人开拓的。而且，我们始终觉得，用复国来引导那些葡萄牙人，更能保证他们的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