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因为澎湖到台湾之间的海峡风高浪急，台湾海峡东部被这座大道扰动了海流，水情十分复杂，从大陆通往台湾岛，如果没有摸清水情，死的会很惨。这也是为什么这座海盗就在大陆边上，却一直到明末都没有实际控制的原因。李慢侯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既然商人们不喜欢台湾南部，他就在北部建了一个港口，这里能接上去日本的海流，在这里补给，不管是南下吕宋岛，还是北上日本都很便利。
从南洋返航的商船，则在澎湖补给。李慢侯为此扫清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大批海盗，这里的海盗成分之复杂，让他瞠目。原本以为会是福建、广东一带的海贼，没想到有大量来自越南和占城的海贼。最后一股脑都送去挖矿了。
过了澎湖之后，就可以直接南下马尼拉，从马尼拉往南，在占婆国南方的湄公河出海口还建立了一座港口，马尼拉的船只可以进入这里，也可以直接前往狮子口（新加坡），狮子口是李慢侯掌控的最西端的城池，再往西进入印度洋，他就没有余力控制了。
他一万水师负责这一带的安全都吃力，勉强保证了大环境，就已经让南洋海贸蓬勃发展起来，每年他的港口征收海船税就高达三百万贯，整个大宋都超过了一千万贯，是赵构重要的财源。可赵构并不会感激李慢侯，他还以为是他自己的功劳呢。
南宋朝廷对海贸是支持的，但对参与海贸是很消极的。他扩大海贸的方式是，鼓励大食商人来华贸易，让一些做海贸的纲首招揽夷人，如果招揽得力，还能得到封赏。每年送夷商走的时候，都大摆宴席，生怕对方来年不来。李慢侯境内，则不给这些外商任何特权，而且还进行打击，征收他们人头税。目的是将海贸之利，尽可能让己方商人获取。他鼓励海贸的方式是，鼓励造船产业，打击海盗，保护航路。给大型商团纲队发贡状，让他们带着半官方身份方便跟各国沟通。虽然李慢侯的水师还无力进入印度洋，可是一些领着他的外贸贡状的商队，已经在巴格达一带活跃。
整个印度洋上的大型远洋贸易，已经让宋国商人的船队垄断。这倒不是李慢侯的功劳，历史上南宋的商队自己就做到了，他们大量帮助夷人海商运货，是这时代的海商马车夫。李慢侯可不满足于当一个海商马车夫，他还想当车主呢。
他控制的这些港口城市，不但提供补给服务，打击海盗，肃清航道，而且提供金融服务，官方兑换所每一座海港城市都有。在出狮子口之前，海商们不需要携带任何铜钱，持着钱票就能在离开狮子口前兑换到足够的铜钱。当然金银票同样好使，而且前往巴格达、波斯贸易的海商，非常喜欢使用金票，因为巴格达、波斯，乃至两河以北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都通行金币。
每年通过狮子口出口的小平金极多，高达十几贯之多，这可是一万多金币啊，重量上虽然跟东罗马的诺米斯玛塔少小一些，诺米斯玛塔一颗重量45克，一枚小平金币，重量只有373克，虽然轻一些，但中间有方孔，反而比诺米斯玛塔金币稍大，而且是纯金，不像拜占庭金币，多次崩溃，如今重铸之后，虽然恢复了信用，但因为以前金币杂质太大，无法完全提纯，一颗拜占庭金币含金量只有百分之八十二，因此含金量上其实差不多，甚至略少，因此兑换上，燕王小平金反而更值钱。
通过狮子口流出的金币极多，可流入的金币更多。毕竟中国此时是一个商品供应国，每年保持着大量顺差，因此每年这里可以收到十几万枚各种金币，拜占庭的诺米斯玛塔金币，波斯的第纳尔金币，重量是423左右，比拜占庭人还良心一些，含金量百分之九十以上。
燕王府每年都要收集这些金币，进行大规模熔铸重造，每年多发行一百贯小平金币。为了提纯这些金币，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燃料费，但却逐渐在贸易中，将小平金的货币霸权夺了过来。只要他能去巴格达开一家兑换所，跟中东地区的贸易，大概就能用上金票了。
只可惜他的海军目前进不了哪里，因此也就没有动力继续向西推进。印度的贸易前景很广大，可是印度的政局太混乱，让李慢侯进入印度地区的心愿，始终无法满足。因为印度最富庶的是北方的旁遮普一带，而这一带在伽色尼王朝手中，这个王朝占据着呼罗珊南部的波斯，一直到印度中部位置，但统治十分混乱，虽然模仿前代的萨曼王朝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但地方上总督权力太大，经常脱离中央控制，相比他们，中国的藩镇割据屁都算不上。
主要还是政治水平不够，中央集权要玩得转，必须有科举制配合，否则必然造成地方总督做大的局面。因此但凡是没搞科举制的国家，不管是模仿中国唐朝的日本，还是自行发展的波斯，都有严重的地方势力割据情况。
伽色尼王朝这些年持续衰落，呼罗珊边境地区的古尔王朝刚刚兴起，跟伽色尼王朝冲突不断。强势的塞尔柱帝国，又骑在伽色尼王朝的头上，让伽色尼王朝不得不向塞尔柱帝国屈膝臣服，才能存活下来。可他们在中亚很弱势，却在印度很强势，经常性的劫掠印度土邦，来维持帝国的财政。这样的统治方式，让李慢侯始终无法在印度地区找到稳定的贸易伙伴，也就无法在印度立足。